郭曄旻/文

提到著名歷史學家菲利普·費爾南多-阿梅斯托，人們大約會想起他的《吃：食物如何改變我們人類和全球歷史》之類的著作。

但他實在是位跨界的學者，除了環境和物質文化之外，他的研究領域還包括從思想觀念的角度重新解讀全球歷史?！队^念的躍升：20萬年人類思想史》就是一本有關這方面，又有頗具“野心”的力作。

向來都說，人類是“萬物之靈”，但對人類異乎動物之處，卻是個人有個人的解讀。費爾南多-阿梅斯托對“思維”是人類獨有屬性的看法持保留態度。但他顯然也同意，人類的獨特之處在于精神領域，更具體地說，在于想象力。用《觀念的躍升》一書中的話說，想象力是“人類真正卓越之處”，而理解想象中的行為，則被作者稱為“觀念”。全書的主旨因此也呼之欲出了，“創造世界的是觀念”，“我們所做的幾乎所有事情都始于我們的心智，我們會重新想象世界，并嘗試在現實中將其構建出來”。作者在書中，講述了從智人出現在世界上的冰河時期開始，直到當代社會的人類思想觀念的變遷。在作者看來，研究這一話題，有助于歷史學家解決“為什么歷史會發生？”這一長久的爭論——“我建議轉而重視精神（我只是指其產生觀念的屬性）”的作用……把它看成人類多樣性的起點。

需要指出的是，這并不意味著作者忽視了物質基礎的作用（盡管書中對唯物主義的評價似乎不算很高）。比如，從考古發現看，生活在冰河時期的人類已經懂得埋葬死者，繪畫，并創造出流傳至今的古老藝術品（如近3萬年前的雕塑“維倫多夫的維納斯”）……總而言之，“在大冰期結束之前，世界上一些最優秀的觀念已經涌現并改變了世界”。而這一切，都源于冰河時代“是一段生產力旺盛的時期，能夠讓專門的精英進行大量創造性思考和工作”。為此，作者在書中顛覆了對于冰川時代艱難困苦生活的刻板印象。那些居住在冰川邊緣的古老獵人，能夠依靠獵殺諸如猛犸象和駝鹿這樣的大型獵物過活，而嚴寒氣候形如天然冰箱，也便于剩余食物的長久保存。這就出現了一個令人感到吃驚的結論：從營養上說，當時的人類營養豐富，且均衡（“通過食用較多水果和植物根莖，獲得了五倍于今日美國公民的維生素C平均攝入量”），“這意味著人們有時間觀察自然并思考眼前所見”。

通觀《觀念的躍升》全書，作者還對人類歷史一些重要觀念的出現做出了自己的解釋。譬如，許多人群都有自己的飲食禁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猶太教與伊斯蘭教都在教義中對“可食”與“不可食”的食物做出了規定。對此的解讀有很多，其中流傳較廣的一種看法認為，這些禁忌的存在意在保存珍貴的食源或防止有害物質（如豬肉絳蟲）侵入人體。但作者斬釘截鐵地認為，這根本說不通（可惜并未詳細論證），真正的原因在于“飲食禁忌將尊重它的人團結起來，排除的食物則有助于界定認同”，因此“規則本身并不具備任何意義”。無論如何，這畢竟也算是個新穎的思路。

顯而易見，縱觀人類歷史上的觀念的演變，宗教是個很難繞過去的話題。在作者看來，基督教的教義頗有些難以理解。它可以定義為這樣一種宗教：宣稱特定的歷史人物（耶穌）為神的化身。比如所謂“圣父圣子圣靈三位一體”的說法，就需要理解成上帝（圣父）有一個兒子耶穌（圣子），或者從某種意義上它就是這個兒子。而耶穌呢，他既是一個人，又完全是個神……既然如此，基督教為何又能大行其道，在歷史上成為主導歐洲的宗教，在當代也仍然是影響力最大的宗教之一呢？在作者看來，這是因為宗教為文化程度不高的廣大民眾提供了一份歸屬感，而基督教會也表現出了更多的文化適應性，從而適應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需求。在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拜占庭教會派出的傳教士，為了更順利地在斯拉夫人中傳播“福音”，為斯拉夫語言創造了使用至今的基里爾字母。

不過，對于歷史上與基督教長期競爭的伊斯蘭教，作者卻表現出了矛盾的態度。書中一方面承認，伊斯蘭教拋去了基督教的繁文縟節，信徒們只要朗誦清真言和作證詞，并執行一些簡單但嚴格的儀式即可。另一方面卻又認為，伊斯蘭教中的這些苛刻的禮節（如禮拜）反過來構成了對其的束縛，導致“在過去的大部分時間里，伊斯蘭教基本都被限制在舊世界一個相當有限的地帶中，這里位于北半球溫帶和熱帶之間，其文化與環境在某種程度上說非常一致”。從歷史實際看，這一論斷顯然是值得推敲的。按照經典著作《全球通史》的說法，公元7世紀起源于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教，在公元1500年時已經擴展到歐、亞、非洲的廣袤領域。很難令人相信，西非的馬里人與南洋群島的馬來人之間，或者中亞哈薩克草原的游牧民與西亞兩河流域的定居農民之間，文化與環境有什么一致性。但這些人群的確都信仰伊斯蘭教。聯想到《觀念的躍升》書中錯誤地認為古代日本全盤吸收了中國文化（實際并沒有，比如隋唐的科舉制度從未被日本接受），的確可以看出，作者作為西方學者，對于其他文明的了解畢竟還是有其局限性的。

當然，瑕不掩瑜。這些細節上的爭議并不影響《觀念的躍升》一書的總體價值。作為一部通史類的著作，有興趣的讀者自然可以在書中看到從古至今的人類思想史的大致脈絡。而另一方面，菲利普·費爾南多-阿梅斯托也揭示了一個有些“殘酷”的細節：人類觀念的變化，并不總是線性進步的——盡管“18世紀，進步觀或者相信進步的思想習慣構成了啟蒙思想家的底色”。譬如進入父系社會以來，對女性的性別歧視開始成形，并一直持續到當代社會。相對而言，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出現則是很晚的事情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本是英國自然學家達爾文對于生活演化的偉大論斷，如同書中所言，達爾文本人認為造物的標準是一致的，這就暗含了對人類一致性的維護。但在19世紀，達爾文主義還是迅速從生物學領域投射到了社會，催生了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怪胎：“如同物種一樣，社會會根據其能否成功適應特定環境中的相互競爭而發展或消失。”達爾文并沒有錯，錯的是那個時代。他的自然選擇理論很好地契合了當時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三股潮流“戰爭論、帝國主義論和種族論”，其登峰造極的最終結果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瘋狂想法：“戰爭是自然選擇強者和消滅弱者的必要條件”。事實上，成為納粹德國元首之后，希特勒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踐行其瘋狂想法的舞臺，希特勒要消滅猶太人、波蘭人、捷克人、俄羅斯人……到了戰敗前夕，他甚至打算通過“焦土政策”消滅德國人本身——因為戰敗后的德國將屬于戰勝者，優秀的東方民族（指蘇聯）……在這場浩劫中，猶太人成為最大的受害者，600萬人在歷史上最蓄意的種族滅絕行動中喪生。作者在《觀念的躍升》里為之感慨：“這是歐洲社會自斷手足的行為，遭到清洗的族群對人類的精神生活、藝術和財富都曾做出無與倫比的貢獻”。盡管如此，直到今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仍會不時浮出水面。

無論如何，人類就是在這種觀念的碰撞與競爭中從遠古時代走到了21世紀。對于人類的未來，作者的立場顯然不同于斷言西方體制將一統江湖的所謂“歷史終結論”。在菲利普·費爾南多-阿梅斯托看來，“多元主義的思想仍然存在，因為它保證了多樣化世界唯一可能實現的未來。這是全球人民共有的唯一真正一致的利益”。

不過，作為一位嚴肅的學者，作者似乎也意識到，這樣的展望似乎過于理想化了。對多元主義的威脅來自兩個不同方向。首先，“聒噪的小個子（指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了，但擁有一個終極解決方案的吸引力并沒有完全消失”，人們因混亂感到困惑，因無知變得幼稚，其結果就是“極權主義也許還沒有耗盡它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多元主義可以看做是“全球化”的伴生物，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對多種平等文化的容納才顯得尤其重要，或者用作者的話說，“帝國主義結束之后，多元文化對和平至關重要”。但事情倒也有其微妙一面，“全球化會導致交流的減少，因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文化交流會消除差異，從而讓所有的文化更加彼此相似”，“隨著交流的減少，新觀念產生的頻率想必也會降低”。簡而言之，對于人類社會而言，世界大同或許是個美妙的未來，但對于人類思想而言，卻又未必了。“遲早我們將只剩下一種世界文化。那時我們就沒有誰可以交流和互動了。除非我們在其他星系發現其他文化，并恢復卓有成效的交流”……這似乎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結論，但在本質上，“未來”卻也談不上是《觀念的躍升》的主旨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