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鵬/文

追憶是一個文化母題，尤其面對逝者。前不久，又一位東吳法學的老先生過世了，他叫郭念祖，享年100歲。但是，追憶也面臨著悖論：當我們一遍又一遍述說著舊事，輕飄飄的話語便不斷地磨合著命運與時代的嫌隙，最終拱手將之消散于滾滾紅塵。如魯迅所謂，“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同時，我們也不必仿習時髦話術，稱郭先生為最后一位參與審訂《元照英美法詞典》的東吳法律人，抑或東吳法學所代表的英美法高峰正漸漸拉上帷幕。因為任何恰當卻過重的評價，都會輕易掠過那對人本身的尊重，轉而成為另一種方式的遺忘。當然，本文也難免如此。

遺忘或前行：一種什么力量

余生也晚，最初了解東吳法學，大概是閱讀2003年一篇名為《被遺忘30年的法律精英》的文章。那一年，《元照英美法詞典》正式出版，十年一劍。這本詞典引出一群老人，“一群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老人”。報道列述了東吳法學的輝煌成就，諸如“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但是，參與詞典編纂的東吳老先生們，一方面專業、勤勉、無私付出，另一方面卻直被遺忘、生境殘破、晚景凄涼。

除了文中的筆觸營造了鮮明對比，一個更深刻的細節是詞典主編薛波對一位未參與詞典編訂的東吳老人的不解：“一位東吳老人把自己的專業知識，甚至遭受的苦難，全都忘得干干凈凈。”對此，薛波坦言：“她越平靜，越不反省，我越覺得我們的可憐，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個人徹底轉向，把過去生活的所有痕跡都抹掉，一點也不剩下？”是的，這到底是一種什么力量？

如果遺忘是時代創傷下的深度休眠，一種克服外在力量的自我保護，一種合乎情理的病理表現，那么參與編訂詞典的東吳老人選擇在如此簡陋的條件下繼續前行，又是基于何種力量？他們如何勸慰自己壯年的蹉跎，又如何與帶來榮辱的法學專業和解？坦白講，我不知道。

工具性：知識、時代與命運

誠然，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1952）取得了輝煌成就。它是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唯一系統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它是亞洲第一所比較法學院，培育比較法學及國際法人才貢獻至鉅，號稱“北朝陽、南東吳”。但是，法學作為一種近代舶來品，知識的工具性往往蓋過內在價值，所謂輝煌亦需要時代舞臺。這里僅擷取東吳法學的幾幀畫面，以見近代法律人知識命運的時代牽絆。

東吳大學文理學院創設于蘇州，法科獨處于上海，又偏重英美法。這脫離不了19世紀中葉起，中外不平等條約所設定的“領事裁判權”，而英美法一度成為適用于在華外國人，或者中外人士糾紛的法律。如梅汝璈所言，“昔年在上海開設的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英美法，所授課程和美國各大學法學院大致相同。當時東吳法學院的畢業生多在上海等地做律師，辦理‘華洋案件’。”

東吳法學的高光時刻是東京審判（1946-1948），盟國組建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采用英美法程序，法庭上中方人員泰半出身東吳大學法學院。根據沈關生的研究，人員包括：梅汝璈（法官）、向哲浚（檢察官）、倪征燠（首席法律顧問）、桂裕、鄂森（檢察官顧問）、裘邵恒（檢察官秘書）、高文彬（翻譯、檢察官秘書）、方福樞、楊壽林（法官秘書）、劉繼盛、鄭魯達（翻譯）。最終將28名甲級戰犯繩之以法。

東吳法學的余暉大概便是編訂《元照英美法詞典》，其籌劃于1993年，完成于2003年。這并不偶然，中國正再一次融入世界。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一路南下，發表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1993年底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本世紀末初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強調全面推進經濟法制建設。詞典編訂的十年，也與中國加入WTO談判大致重合（1995-2001）。正如西德爾（GeorgeJ.Siedel）在詞典序言所寫，“因為法律基礎對于商業制度的發展和一個穩定的經濟發展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上述的益處將會鞏固中美之間的商業關系。兩個偉大的國家間的關系在全球經濟中將愈來愈重要。”

同樣是大時代的產物，作為“中美元首法治計劃”（PresidentialRuleoflawInitiative）項目之一，“美國法律文庫”于1998年啟動，計劃翻譯百余種圖書，全面介紹美國高水平的法學著作和教材，由美國新聞署策劃主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組織翻譯出版。

可見，東吳法律人的職業與事功，都席卷入時代洪流，而近代中國的法律人又未嘗不是陷入一種時代宿命。無論是治外法權、國際審判還是入世談判，法律從不是價值序列的基底，而只是工具箱中的備選方案。梅汝璈曾坦言，如今又“時移世易，今日中國已屹立于世界，英美法之為用與舊日大異其趣。尤自1979年以來，中國參與的國際交往日益頻繁，合作與交涉共存。”一轉身，英美法又化為“知己知彼”的利器。

當下，世界驟變，距離詞典出版又剛好二十年。

近代以降，法律知識的工具性，似乎注定了法律人也成了工具人。潮起潮落，身如不系之舟，又何必于暮年，汲汲于平生功業？蝸居于上?；虮本┑幕薨德?，豈有人來問，又與誰人說？

不廢所學：使法律成為偶像

這里言及時代，并非刻意掩蓋小人物的光輝，或將苦難一股腦地歸咎于看不見的大勢，而是試圖窺見那種力量：在東吳法律人與時代大潮的微妙關系之下，所學與所為之間的復雜性。

近代法學家吳經熊，1917年入讀東吳法科，后赴美歐留學，1924年夏回國擔任東吳大學法學院首任中方院長。在回憶錄《超越東西方》中，他向美國大法官霍姆斯談及在東吳教書的喜悅之情，“沒有什么是比理智創造更為愉快的了！有時我出神到這樣的地步，以致忘記了我活在這個不幸世界的最不幸的地方。”1929年，吳經熊出任上海特別市法院院長，審判了著名的“盧雷特（Roulette）案”，強調“使法律成為偶像”，而非具文。“不管它是糟糕的法還是良好的法，它都是法，只要它還在法典里，它就是不可踐踏的。人無論貴賤尊卑，都得一視同仁地服從它，法官必須不徇私，不枉法。”

目光回溯，《元照英美法詞典》總審訂潘漢典教授分別于1944、1948年取得東吳法科的本科、碩士學位，并于1980年代出任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研究所首任所長，為比較法學開枝散葉。他在詞典緣起中寫到，“謹向飽經風霜，傲骨依然，不廢所學，報效邦國令人愴然有感，肅然起敬的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1952）的及其他20世紀前半葉播布平等、正義的各位尊宿和賢良表示深深的謝意！”

東吳學生潘漢典的“不廢所學”，也許就是先師吳經熊的“使法律成為偶像”，這不僅要超越中西殊途，更須超越時代劇變。如此一來，訓練并不限于知識，也容納了時代的苦難，老師吳經熊那個“不幸世界的最不幸的地方”并不疏遠于學生潘漢典、郭念祖的際遇。所謂嗜欲淺者天機深，不平順的人生也許漸漸紓解了中國式讀書人對外在事功的執念。如果終將和光同塵，何不與時卷舒，一步步接近法律偶像的亙久，一份超越時空的內心確信。

關于東吳法學及其諸先進，關于近代中國法律及其嬗變，關于歷史之賡續與變造，何曾不是尋常見、幾度聞，只是在落花飄雪的時節又逢君。宇文所安將回憶看做引誘，也許并不恰當，只是“通過回憶，我們向死去的人償還我們的債務，這是現在的時代對于過去時代的報償。”雖然，追憶是另一種方式的遺忘。但愿，在時代的車轍下，我們也可以不負知識的教養。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本文參考文獻包括：《元照英美法詞典》，薛波/主編，潘漢典/總審訂,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超越東西方》，吳經熊/著，周偉馳/譯,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東吳歲月·譯林雜談》,陳忠誠/著，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培養中國的近代法律家：東吳大學法學院》，艾莉森·W·康納/文，王健/譯，載《比較法研究》1996年第2期；《為祖國爭光的“東吳”法律人》，沈關生/文，載《人民法院報》2016年5月13日第6版；《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北京三聯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