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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颶風中的飛行——丘吉爾的口才

    周澤雄2024-02-05 20:06

    周澤雄/文

    電影《至暗時刻》結尾,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下議院像獅子一樣咆哮著他的演說,大廳里掌聲雷動。反對黨席有人問哈利法克斯伯爵:“剛才發生了什么?”伯爵陰沉著一張失意政客特有的苦瓜臉,訕訕地說:“他把英語武裝起來,投入了戰場。”——像在說,丘吉爾耍賴,勝之不武。

    臺詞很妙,還貼合實情。丘吉爾唇間的英語,化身為獨一無二的法器,讓座中人由萬分沮喪瞬間升格為斗志爆棚。之前的形勢是,納粹德國銳不可當,倉皇逃竄的英國遠征軍只不過在敦刻爾克海灘完成了一次幸運撤退,將預料中的大潰敗轉化為有限犧牲,大英帝國的總體處境仍危如累卵,王室一度考慮避難加拿大。丘吉爾比誰都清楚這份嚴峻——他曾是英國最洞曉希特勒野心和軍備的人——又比誰都更會假裝低估這份危險,他迫切需要給國民注入一劑希望的迷藥。他像一位黑袍巫師咕噥著舌頭,當眾擺弄著語言“七星壇”,從幽邃的英語虛空里借來一股股詭異“東風”。隨著讓人心潮澎湃的奢華語言次第涌現,奇跡發生了,民族的憂郁氣息一掃而空、幽默氣質一夜歸來。一位皇家空軍中隊長回憶道:“聽過他的那些演講之后,我們開始希望德國人過來。”

    將歷史與政治作為兩大主業的丘吉爾,寫下的歷史著作超過大多數職業歷史學家,他曾向牛津教授基思·法伊林夸口:“我能用逝者幽靈組成軍隊,重塑他們閃閃發光的形象。”沒錯,他也能用英語組成幽靈軍隊,讓他們在民眾的想象中沖鋒陷陣。

    丘吉爾的口才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敗,很難估量。希特勒對此肯定沒有低估,當年敵占區的民眾收聽丘吉爾演說,依納粹律是一種死罪。

    為了分析金句的魔性,我曾對王爾德的“誘惑”稍加汲探。但只有結合“金句大神”丘吉爾的唇間絕技,我才有望把這份魔性瞅得真切。兩人成就毫不相關,在格言界的地位倒是旗鼓相當。讓民眾票選英國四大格言天王,入選者很可能是莎士比亞、約翰遜博士、王爾德和丘吉爾。王爾德像一條“現首不現尾”的語言“神龍”,游刃有余地充當人間靈媒,隨時提供讓你拍案叫絕的格言。即使人們無法從內在邏輯去領會這份美妙,他們也能從它神出鬼沒的外在組合中去臆測它的玄妙;而一句聽上去玄妙的格言,人們總希望它真的玄妙,否則就是暴殄天物。盡管,今人更多地是把王爾德格言用作社交香水,從中得到片刻迷醉,就足夠了。

    丘吉爾不同。雖然他的眾多妙語最終也只是一句妙語,但丘吉爾的大人物“人設”需要他假定自己體現了卓越見識,代表了說話者的非凡判斷力和歷史穿透力。因此,無論丘吉爾把話說得多么俏皮,他都想告訴聽眾,“俏皮”只是一項我并未當真的次要收益。在他所處的“嘴戰”世界,無法把話說得俏皮,固然等于“找死”;把話滯留于“俏皮”,又等于死得慢、死得更難看。他曾用俏皮話否定了一項入侵中國的計劃:“那將是最大的愚蠢,就像讓蒼蠅入侵捕蠅紙。”回頭想,這確實不僅是一句俏皮話,他豐富的歷史見識和政治判斷力在俏皮中閃光。

    而王爾德的格言,“俏皮”有時意味著全部。

    丘吉爾的演說是獨一檔的風景,儼若天授。當他的聲音經由廣播傳播,人們甚至產生“顯靈”錯覺,如一位保守黨議員所說,“我認為自己看到了上帝之手的一個例子。”丘吉爾深知這一點,日后他盡可能謙遜地回顧這份“嘴上”成就時,語氣仍不失豪邁:

    他們(英國人)的意志不可動搖,事實證明,他們是不可征服的。如果我能找到合適的字眼,我就有責任把它表達出來。你們得記著,我一向是靠我的筆和我的嘴謀生的。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雄踞世界各地,我們有一顆獅子般的心。我很幸運被召喚而出,發出雄獅的吼聲。

    當他無意謙遜,會說得更妙。獲悉德國向美國宣戰后,他對秘書約翰·馬丁說:“天上的星星也在按部就班地為我們而戰。”談論自己的嗜酒,他也能把話說得亮瞎眼:“我從酒精中得到的東西比酒精從我身上拿走的東西要多。”

    不過,考察他的生平,人們雖能看到天賦的作用,看到更多的則是勤奮和好學。他在自傳里聲稱3歲時就記住了祖父一句演講詞,并確信當時就理解了它的意思:“他以摧枯拉朽之勢,摧毀了敵人的防線。”就像其他不同流俗的天才,他的學習成績也較平庸,他在哈羅公學比別人得到更多的英語栽培,原是他不夠格學習拉丁語和希臘語。丘吉爾在學校里出的風頭,主要靠超人記憶力,他曾當著校長面極為驚艷地背誦歷史學家麥考萊的《古羅馬謠曲集》,整整1200行詩,無一字差錯。他自稱對麥考萊的感謝“比英國任何其他作家都多”,而那位辭藻華麗的作者素以對史實不甚講究著稱,所謂“喜歡故事,而不喜歡真相”。丘吉爾給母親的信中承認“我常常禁不住誘惑,要按照自己的措辭調整事實”,就是追隨麥考萊的文字策略——這個大可商榷的榜樣最終成全了他。丘吉爾對英年早逝、曾官居財政大臣的父親無比崇敬,父親卻并不覺得兒子有何突出,他支持兒子從軍,是因為兒子“不夠聰明,當不了律師”,丘吉爾還滿心以為“父親在我身上看出了軍事天才的品質”呢。

    父親和其他家族成員的早逝,使丘吉爾確信自己的生命將止于45歲。他有著旺盛的建功立業之心,要搶在死神之前建立功名。他對自己的要求超出常人,他若用一年完成別人需要三年或十年才能完成的學習,他不會覺得奇怪。他25歲就當選議員,卻感嘆來日無多,哪怕他“已經參加了4場戰爭,出版了5本書,撰寫了215篇報紙和雜志文章,參加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偉大的騎兵沖鋒,完成了一次令人嘆為觀止的越獄”。當年一份簡介這樣贊揚他:“25歲時,他征戰過的大陸比歷史上除拿破侖以外的任何一個士兵都多。他親眼見證的戰役不比任何一位在世的將軍少。”他本人卻在想:“想想剩下的時間是多么少,真是太可怕了。拿破侖跨過洛迪橋的時候只有26歲。”

    歷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的高分杰作《丘吉爾傳:與命運同行》,收錄了傳主寫于23歲的文章《修辭學要領》,可以視為未來雄辯家的自白:

    在人類被賜予的所有才能中,沒有一種比雄辯的天賦更加寶貴。擁有了這種天賦,就擁有了比偉大的國王更持久的權力。雄辯就是這世界上的一支獨立部隊,即使遭到政黨的拋棄、朋友的背叛、官職的罷免,只要擁有這一力量,你就仍然無比強大。……演說家的獨特氣質和才能一定是天生的,但是這種氣質和才能的發展,則是靠實踐來鼓勵的。……演說家是大眾激情的化身。

    這篇文章從未發表,原因不詳,也許丘吉爾想獨自擁有這份秘密,因為他所概括的演講五要素,幾乎構成了丘吉爾未來演講術的扼要,分別是:精心挑選的詞匯、精心設計的句子、觀點的累積、類比的使用和奢華的語言。這篇文章不僅泄露了一份罕見的雄心,還幫助我們辨識了他的成長軌跡。

    和索爾仁尼琴一樣,丘吉爾也天生具有寫大部頭著作的能力和精力,年輕時每參加一次戰役,他都會迅速寫出一部篇幅驚人的多卷本戰史,既為日后從政創下聲名,也為當下賺得巨額稿酬。他早早訓練出隨意伸縮的表達張力,他將旁人只能寫5000字的內容擴展為50萬字,就像雄鷹張開翅膀一樣輕松舒展;他將50萬字概括成一頁精華,或30字格言,也像老鷹自上而下撲殺松鼠一樣輕盈精準。擔任首相期間,他總是要求屬下將重要內容壓縮到一頁紙上,他認為,“沒有把思想壓縮到一個合理空間,純粹是懶惰。”——誠然,這是天才人物的盲點,他們總是將自己的特長視為人類的通用技能。他早年的書雖少有人讀,穿插其中的漂亮語句,仍為人引用,比如人們記住了這些漂亮話:“做新聞的主角比做新聞的讀者更好,做一個行動者比做批評者更好。”“勇氣不僅常見,而且沒有國界。”“他(蘇丹士兵)邋里邋遢卻溺愛老婆;他有多討厭訓練,就有多溺愛老婆。”

    在《馬拉根德野戰軍紀事》里,讀者還意外讀到他對塔利班部落的超前批評。今人難以想象,一百年前的丘吉爾與塔利班有過近距離交戰,并早早表達了對宗教極端主義的思考。他對塔利班的警句式概括,今日仍如刀劍般锃亮:他們“像老虎一樣兇猛,卻沒有老虎的果敢;像老虎一樣危險,卻沒有老虎的風采”。

    在探索演講技藝的過程中,丘吉爾摸索出一些特別奏效的方法,比如,“短單詞最好,古老的單詞如果還很短,那就好上加好。”一次精彩演講結束后,他向老友透露說:“我幾乎使用了所有的單音節詞。”他還發現,“輕微的口吃或磕巴,雖然令人不悅,卻有助于吸引聽眾的注意力。”他熟悉重復的力量,人們從他嘴里聽到“我們將戰斗……我們將戰斗……我們將戰斗”時,未必想到他曾像演員那樣做過多次彩排,他不僅預估了每一個掌聲,還精準盤算了掌聲的熱烈程度。在議院發表演說時,他是個老練的肢體協調員,諳熟手勢與表情的函數。為了強化效果,他經常會“舉起胳膊,仿佛是要從他那豪華的修辭軍械庫中發射出最可怕的霹靂一樣”,施即放下手臂,用一種“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的戲法,朝聽眾咧嘴一笑。他的朋友認為,“這一點正是丘吉爾能夠控制下議院的關鍵所在,那就是將天馬行空的激烈言辭,突然轉變為親密無間的對話。在他所有的技巧中,這是屢試不爽的一條。”

    人們在公共場合見到的丘吉爾,手上總有雪茄,長度又總是剛剛好,既不因太長而顯出攻擊性,又不因過短而顯得寒酸。他當然是有意為之,以小窺大,他對公共演講細節的追求,只會更加完美。他使用“奢華”這一易遭非議的風格,也有自己的理由。他知道“語言的奢華會讓理性退縮”,演講的成功又期待這份“退縮”,你給觀眾一層迷霧,他們就會回報以堅定的支持。“各種語言上的奢華與鋪張對政治斗爭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們會成為黨派的口號和民族的信條。”他說得直言不諱。

    丘吉爾就公共演講向威爾士親王提過如下建議:“如果你想強調一個重要的觀點,就不要拐彎抹角或耍小聰明。要直接打樁定位,一語中的。然后再打一次,之后打第三次。”

    與演講時總能得到山呼海應的死敵希特勒不同,丘吉爾所處的輿論場,他必須假定自己將承受接二連三的質疑和排山倒海的倒彩。英國的政治生態和民族氣質,決定了沒有人可以享有“元首”的智力免檢待遇,每個政客都像擦拭皮鞋那樣每天維護自己的聲譽,不管他累積的聲望有多高,他隨時可能一落千丈。丘吉爾每一次演講都既是在迎候歡呼,又是在接受審議,他務必拿出獨闖達摩殿的勇氣和智力,才有望全身而退。因為,如奧威爾所說,英國人“很善忘,他們的愛國主義大部分是無意識的產物,他們不崇尚軍事上的榮耀,不會對偉人頂禮膜拜”,丘吉爾的往昔成就無法確保得到禮節優待,倒可能刺激同僚的爭競之心,令他加倍難堪。所以,丘吉爾必須綜合多種技藝,“就像騎在兩匹馬上的雜技演員”(奧威爾語),方能如履薄冰地達成政治使命。

    他童年時觀察父親與僚屬的合作競爭,已經諳熟英國的官場運作,明白政治與友誼大可分開。“政治是一種競賽,在這種競賽中,誹謗與謾罵是公認的武器。”他也清楚“真相必須由謊言這個保鏢來捍衛”,正義有時需要通過骯臟來實現。他攻擊同僚的方式,甚至讓見多識廣的國王心驚肉跳,罵他“天生的無賴”。但攻擊完后,他總能與對方握手言歡,不耽誤晚間在俱樂部喝酒暢談。畢竟,在這個互毆為常態的政客競技場,他未必總能位列食物鏈的頂層,試圖誘捕獵殺他這只大獵物的玩家,也大有人在。坦白說,丘吉爾遭到的同行攻擊,也著實讓人心寒。我們唯有結合這類攻擊織成的交叉火力,才能體會丘吉爾施展才華的處境,以及那份難得。

    前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那句“溫斯頓用嘴思考”,對丘吉爾殺傷力極大,因為他素以判斷力優越自詡,阿斯奎斯卻來了個釜底抽薪。首相妻子瑪戈也隨聲附和,到處強調“溫斯頓沒有心靈的想象力”。丘吉爾長年視勞合·喬治為密友,不舍得對他說狠話,但這位刻薄程度不在丘吉爾之下的功勛前首相,卻向丘吉爾頻施暗箭,他說:“議會里的掌聲就是丘吉爾鼻孔中的呼吸。他就像一個演員,喜歡站在聚光燈下,也喜歡來自觀眾席的認可。”他又說:“我欽佩他那令人炫目的頭腦,他那聰明的頭腦,聰明到讓他的判斷力也跟著暈眩起來。事實上,他的麻煩之一就是他的前大燈太刺眼了——他發現自己很難在公路上直行,也很難避免撞上其他車輛。”他還對情婦說:“丘吉爾會用自己母親的皮做一張鼓,為他自己敲響贊歌。”——最后一句過于惡毒了,且全然不顧事實,丘吉爾從不說母親壞話。

    前首相斯坦利·鮑德溫也非善茬,為了說明丘吉爾缺乏判斷力,他炮制了一個極易流傳的寓言:“我要說的是,在溫斯頓出生時,許多仙女下凡來到他的搖籃邊,給他帶來各種禮物——想象力、口才、勤勉、能力,應有盡有??墒侵髞砹艘晃幌膳f,‘沒人有權利獲得這么多禮物’,于是把他抱起來,拼命地搖晃、揉搓,這樣一來,他雖然擁有了所有那些禮物,卻沒有被賦予判斷力和智慧。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議會那么愿意聽他講話,卻從不接受他的建議。”——如果花十萬英鎊可以讓鮑德溫收回這句話,丘吉爾不會猶豫。

    丘吉爾的演講必須經由這些厲害角色的審視掂量,才算成功,如我們在《至暗時刻》所見,若“閣老”張伯倫陰沉著臉,拒絕釋放善意,他的黨派中人就會對丘吉爾大加起哄。演講者必須擁有用語言穿透迷霧、讓支持者和反對者同時豁然開朗的能力,一些看似脫口而出的語句,就像濃縮鈾,蘊含著令人嘆服的見識。為了團結英國人,他捐棄前嫌,強調“我們如果選擇在過去與現在之間爭吵不休,我們就會發現自己失去了未來”。為了證明向希特勒投降等于自取其辱,他指出:“那些戰斗到死的國家終會重新站起來,但是那些溫順地投降的國家卻走向了滅亡。”——哈利法克斯知道,在這句話的背后,丘吉爾可以舉出一打例子,讓自己啞口無言。

    在丘吉爾的言論場,每一次演講都是一場文字格斗,他的文字外表鮮亮而飽經滄桑。

    所有的闡述都或多或少依賴論證,說人緣于上帝、泥土或猿猴,語句的新奇度差不多,是論證方式判定了它們的差異和高下:神學、神話還是科學。具有現代理性頭腦的人只承認科學論證,視別種論證為談資和妄念。但如果意在打動而非說服別人,你又會發現,很多上不了臺面的方式(包括詩學論證、玄學論證、賭咒發誓式論證)又未必缺少贏面。你在實驗室對小白鼠大飆排比句固然不會改變實驗數據,對廣場民眾就當別論了。

    認知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抱怨說:“我認識到,不管論證多么滴水不漏,它們常常都被置若罔聞。我認為自己的許多論證既嚴謹又無可辯駁,可是通常也并沒有遭到太多駁斥,或者干脆就被無視了。……為此,我得使用一些更巧妙的法子。我得講一個故事。”

    丘吉爾的強項可不止于“講一個故事”,他既往的著述和隨時在線的口才,讓人相信他的金句妙語皆立足于達爾文級別的嚴謹論證之上,他又悄悄動用八面來風的各路論證,無所不用其極地強化觀點、圍剿論敵。當他的口型進入飄逸態,他甚至可以表演“讓紙包住火”。議員A.P.赫伯特說,紙上文字無法描述丘吉爾的風采,因為“那上面沒法體現現場的情形、當時的環境、獨特而充滿活力的聲音、停頓、笑聲,還有閃爍在臉上的頑皮和孩子氣”,所有這些構成的合力,令他脫口成章,撒豆成兵。

    丘吉爾悼念朋友時寫下的話,時常暗指自我。他為死于車禍的摯友“阿拉伯的勞倫斯”寫下的這段話,最適合展示他本人的特質:

    他實際上是一位住在山頂上的人,那里空氣寒冷、清新、稀薄,在晴朗寒冷的日子里,那里的景色統攬著世界上所有的王國及其榮耀。就像一架飛機是要靠速度和對空氣的壓力才能飛行一樣,勞倫斯在颶風中才能飛行得最好、最容易。他與普通人并不完全和諧,世界大戰的風暴使生活的基調提高到勞倫斯標準,而普通人會被席卷著前進,直到趕上他的步伐。在這一英雄時期,他發現自己與所有的人和事都有著完美的聯系。

    所以,哪怕他在有板有眼地裝傻、一往無前地戒備、嘻皮笑臉地莊嚴,文字與氣度構成的光影,也生成“完美的聯系”,使擁有這種能力的演說家,再也不會出現。我談論他,就像談論一位虛構人物,一個傳說。盡管我沒有忘記,這是一種有毒的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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