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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的重啟與變奏

    劉剛2024-02-05 19:58

    劉剛/文

    科學的由來

    “科學”一詞,唐代就有,原指科舉之學。唐朝詩人羅袞撰《倉部柏郎中墓志銘》就有“近代科學之家”一說,其意為:唐以來致力于科舉之學的家庭。

    奈良時代,日本唐化,把科舉制也拿來了,用了好幾個時代。到了江戶時代,就行不通了,改以“學問吟詠”。當然,也有人說,它是“江戶版的科舉制”。不管怎么說,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科舉制被取締了,江戶人放下了一個歷史的包袱,卻留下了一種制度的優雅。

    總之,近代以前,日本已無科舉制,亦無與之相關的“科學”,但這并不妨礙明治時代的日本人拿它來對譯西學。

    當“科學”在日本興起時,“科舉之學”還在中國保留,直至20世紀初,清朝將亡而告終。期間,“科學”一詞,經由明治人維新以后,回流中國,以“分科之學”取代“格致”。

    中國傳統里,早有“格物致知”一說,其說最早出自《禮記·大學》“八目”中的“格物、致知”二目。宋儒以“格致”入《四書》,而為“格物窮理”說,并開啟“格致之學”。據董光璧《中國科學傳統及其世界意義》所言,北宋“格致”第一書,為《格物麤談》,是一部博物學著作,其后,有人為朱世杰《四元玉鑒》作序,亦將其視為“格致之學”。

    元時延展,元人朱震亨將其醫著名為《格致余論》。明時尤盛,不但李時珍將本草學稱作“格物之學”,其他如明曹昭以文物鑒定作《格古要論》,胡文煥輯古今考證成《格致叢書》等,當西學進入中國,便以“格致之學”來對譯“science”了。

    科學一詞,其本義,出自拉丁語scire,其名詞形式為scientia,進入法語后,以法蘭西人發音,演變為science,意指“自然知識”,后入英語,science演變為科學。

    由于古漢語中缺少與“science”對應的詞語,故明清兩代學人便以“格致”對譯,最早這么譯的,就是徐光啟。1607年,他在《刻幾何原本序》中稱贊利瑪竇,“顧惟先生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而“格物窮理之中,又復旁出一種象數之學”,也就是“科學”。

    受其影響,傳教士亦如法炮制,意大利傳教士高一志作《空際格致》,以“空際”名自然,為“自然格致”。以其言亞里士多德“四元素”說,可見其為“自然哲學”。德國傳教士湯若望譯《坤輿格致》是關于礦冶學的。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上康熙帝《窮理學》60卷,乃當時來華傳教士所介紹的西學總匯。

    王揚宗在《漢語“科學”一詞的由來》中這樣說道:用“格致之學”對譯西方科學有一大好處。好處何在?原來,中國人對西洋事物不遜,早期譯名,都要加一“口”字偏旁以示輕蔑,多虧徐光啟,用了“格致之學”這樣一個好名字,為西方的科學“正名”,這才在中國立住了腳跟。

    那時的日本人跟著中國亦步亦趨,也開始接觸西學,因為當時的荷蘭人號稱“海上馬車夫”,縱橫四海,萬里遠航,來到東洋,雖然受挫于中國民間海權,卻吸引了日本的目光。于是,漢學以外,蘭學新開。接著,英國打敗了荷蘭,英文接踵而來,科學取代蘭學,日本開始了科學的歷程。

    當“科學主義”已在日本泛濫時,中國士人卻依舊陶醉在明末清初的思潮里,從徐光啟主張的“中西會通”轉入到“西學中源”去。

    “西學中源”說,與“格致之學”相輔而行,然其初亦不為無據。明中期以后,洋帆東渡,西學亦來,滔滔而至者,或持幣,或操船炮,或奉天主,都是手握利器,逐利而來。

    當其還時,又豈能空手而歸?無論絲瓷茶,抑或儒釋道,都被來者帶回西方,尤其中國王權及其國家樣式,仿佛天然文藝復興款,深受方從政教分離中解放出來的歐洲國王的歡迎。如何做君主?光有一本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是不夠的,還要參考兩千年來經久不衰的君主制的中國樣板。

    于是乎,“中國風”在歐洲宮廷里流行起來,不但消費主義的東方文化品位登堂入室被請入貴族之家,連國家主義的代表孔夫子,也成了來自中國卻被歐洲關注并接納的哲學家。而推崇中國文化的西哲伏爾泰和萊布尼茨,則被人稱作“歐洲孔夫子”。啟蒙運動中,出現了一個問題:“希臘乎,中國乎”歐洲向何處去?

    于此背景下,而有“西學中源”說。此說起于明末,清初得以傳播,連康熙帝都來發圣旨,說“古人歷法流傳西土,彼土之人習而加精焉”,“西洋算法原系中國算法”,這樣說來,除了文化的偏執,還有國家的傲慢,皇帝說了,誰敢不信?

    于是拿出“證據”來,有人從《史記》里找了一句“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還有人提到孔子說過“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這樣,西學就成了中學的“后裔”。

    其時,較有分量的兩部書,值得我們一提。一部是康熙時期陳元龍的《格致鏡原》,百卷,30大類,子目千七百余,舉其內容,上及天文,下涉地理,無物不包,無器不具,能以“格物”之博學,發“致知”之深思;另一部,是乾隆時期阮元的《疇人傳》,46卷269篇,記述上古至清嘉慶年間天文、數學、歷法等方面的專門學者275人,另有西洋天文學家、數學家和來華傳教士41人。

    在書前凡例中曰:世襲之業為“疇”,師承家學為“疇人”,故“是編以‘疇人傳’為名”。阮元本人也是一位“疇人”,對“中西異同,今古沿改,三統四分之術,小輪橢圓之法”頗有興趣,認為“數”為六藝之一,“儒者之學,斯為大矣”。其《疇人傳》序曰:術數之妙,經緯天地,乃儒流實事求是之學。

    西學的轉型

    阮元將西方科學納入考據學,他提出了兩個原則,一是“儒流實事求是之學”,另一個是“融會中西之學”。因此,科學能以“格致”之名,普及于中國。

    然其弊在于,偏離了科學方向,沒有走向實驗與數學相結合,而是從中國的古代文獻里尋找西方科學源頭,把科學變成了考據學,在經史子集的中國傳統里,被乾嘉考據學淹沒,其后,雖在洋務運動中復活,但已轉向“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了。

    從徐光啟到阮元,尚可見“格致之學”的初心,亦即中學與西學本來“會通”,在“會通”中,可以“融會中西,歸于一是”——成其一種如萊布尼茨曾經追求過的“世界科學”。

    徐光啟言及利瑪竇時,言其一人兼具三學:“奉天事主”,神學也;“格物窮理”,當為理論科學;而“象數之學”,則為應用科學或技術,二者統稱即“科學技術”。原以為,徐氏劃分,基于中學傳統,后來發現,它出自《西學凡》,“西學”之名于中國正式發表,始于是書。

    是書分為六科:文科、理科、醫科、法科、教科、道科。作者艾儒略,亦傳教士,利瑪竇死后來華,滬上傳教時曾寓徐宅,得徐氏相助,故徐氏之于《西學凡》可謂深知,其“格物窮理”說,就出自《西學凡》的“分科之學”第二科“理科”。

    是書雖未以“科學”為名,卻帶來了一個科學體系,由此可知,中國人對于西方科學的了解,在明朝萬歷年間就開始了,原不必待兩百年以后讓日本明治人來搶“科學”風頭。

    于是,難免一問:何以萬歷人以及那時的傳教士們,不以“科學”為名,而以“西學”相稱?對此一問,我們認為:一來,中國早有“科學”——“科舉之學”,故當避之;二來,西學東漸和歐洲啟蒙時代“中國風”,共同培育了那時的一個理想,一個以“孔耶同源,中西會通”為代表的世界統一性的理想。

    那是17世紀全人類的一個最偉大的理想,不但萊布尼茨和伏爾泰在歐洲宣示了這一理想,就連洛克也將他的《中國筆記》放在了他在英倫的案頭上,作為他寫作《政府論》的參考。而一波又一波的傳教士們,則將這理想帶到中國來了,他們穿戴中國士人衣冠,好一副中國書生模樣,而經歷了心學思想解放運動的中國啟蒙時代的士人,也為他們到來,做好了迎接的準備。

    除了徐光啟,還有李之藻等晚明士人,他們投入天主懷抱,接受宗教洗禮,與其說是因為信仰,而毋寧說是為了東西方啟蒙時代孕育的那個世界統一性的理想,竟然全身心投入。他們同傳教士一起,在中國思想的領空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孔耶同源”,那是神學大旗,一面是“中西會通”,那是哲學大旗。兩面大旗,就一個風向,那就是“會通”。

    “孔耶同源”,是中國天道與西方天主的“會通”,而“中西會通”,則是中學與西學的“會通”。正是在這兩個“會通”中,孔子成為了歐洲啟蒙時代的一個世界性的哲學家,而且中學與西學的“會通”,在哲學上達成了“格物窮理”的共識。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有對《西學凡》的“六科提要”,“凡也者,舉其概也”,也就是“提要”的意思,“提要”如下:

    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如中國之大學。

    以“小學”言“文科”,把“文科”說小了。清初“小學”,指的是考據學工具箱里必備的學術工具,諸如基于音韻學和訓詁學的文字學和文獻學,而“文科”范圍,當不止于此。“理科”也一樣,用“大學”說“理科”,就把“理科”說到《大學》“八目”里的“格物、致知”兩目上去了,這樣一來,“理科”——理論科學,就被說成了“格致之學”。

    其余如“醫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業”,這是指文、理二科的應用科學。而“道科”為神學,言其“在彼法中所謂盡性至命之極也”,這就說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易》里去了,總之: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從文入理,而理為之綱,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為本,以明體達用為功,與儒學次序略似。

    由此可見,官家《四庫全書》已經認可了“西學”,并在“格物窮理”這一點上,同《西學凡》達成共識,以此為起點,開始了以“格致之學”為標志的東西方學術共同體建設。

    明人楊廷筠在《刻西學凡序》中,第一次提出了有關西書七千余部的說法,因為他聽說了有“六科經籍約略七千余部,業已航海而來”,而《西學凡》,有可能就是對這七千余部西書的提要。艾儒略本人,在《西學凡》中,也言及西書入華“旅人九萬里遠來,愿將以前諸論與同志翻以華言,試假十數年之功,當可次第譯出”,而《西學凡》也只是他為此目標開了個頭。

    “西學”之名,雖由《西學凡》問世,但率先提出來的,并非艾儒略,而是高一志,他先于艾子作“西學”一文,以此介紹西方教育體系及其知識構造,卻因“南京教案”而入獄,被遣返澳門,故未刊發,后收該文入其《童幼教育》一書中。

    晚明士人中,最早接受“西學”一詞并撰文表示的,是閩人葉向高。艾子早有入閩打算,因閩地“山道崎嶇,語言難曉”而未果。適逢葉氏退職歸里,途經杭州,二人于楊廷筠寓相識,便隨葉氏入閩。其時,剛好《西學凡》在杭初印,葉氏因之而能得此“西學”風氣之先,故亦作《西學十誡初解序》一文。

    這是中文里,最早出現“西學”一詞的文章。應知“西學”初來中國,并非來與“中學”對立,而是來與之相應,這是中西文明相互包容、惺惺相惜的表現。

    萬歷時期,不但西方流行“中國風”,而且中國掀起傳教熱,那時,明朝的高官可以入教,可受洗禮,傳教士也可以來到皇帝身邊,在皇帝身邊傳教,并向皇帝講解“西學”。從萬歷到康熙,中西文化交流有過這么一個蜜月期,可惜的是,這個蜜月期因教會內部分歧,被教皇終止。

    終止的原因,是由于禮儀之爭,教會對中國人“祭天、祭祖、祭孔”看法不一,帶有人文主義傾向的傳教士認為,“中國三祭”屬于自然神學,而偏向宗教信仰的傳教士則認為是無神論,最后,由教皇來裁決,教皇屁股決定腦袋,定為無神論。

    就這樣,導致了趨于統一性的東西方文明的一次大決裂,在西方,中國風變成了反中國風;在中國,傳教熱變成了反洋教運動。中學與西學,從同構轉向脫鉤,從對應轉向對立。

    《西學凡》便是中西同構的產物。從中,我們可見艾子基于對自然神學——天理、天道的認同,而對中學與西學所作的同構——理科、道科設置。如果說“理科”是自然哲學,那么“道科”就是自然神學,在當時的西方學術規范里,科學從屬于哲學,哲學從屬于神學,而自然神學就要從天理、天道走向天主。

    可惜了!中西不通,格致道斷,艾子“西學”擱淺,止于“提要”階段,原來預計花十幾年時間翻譯7000余部書的計劃,就此打住,清初學者,轉以西學入考據而為“西學中源”。

    然而,在日本,卻未有此等“西學”煩惱,西方傳教士不會跑到日本去稱“西學”,因其文明的分量和體量都不夠,在東西方文明的天平上,能代表東方來與“西學”作對稱的,唯有中國和“中學”,這是西方的特許——被西方認同,也是中國的特權——可以掛“西學”牌,開“中學”店,以此“融會中西”。

    而日本之于西方,則不具有文明整體的代表性,故其著眼于具體,分地域,擇取國別以稱之,而有其“蘭學”、“英學”;分“學域”,擇其學科以名之,而有其“分科之學”。從“分科之學”出發,使“科學”脫離學科的局限,取代“格致之學”,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則是日本人的功勞。

    就這樣,“科學”的概念出現于明治時期,始于1874年的明治七年左右,最早使用這個詞的,還是福澤諭吉。其本義,指“分科之學”??茖W之“科”,意味著學術專業或學問領域,以及確認各科學問的專業范圍,因此,“科”是一種研究性的分類方法;又,在分科的基礎上,每一學科必須以實驗為前提,作為究明事實的實證性方法論,方可謂“科學”。

    福澤諭吉《勸學篇》說,明治時期“科學”已不容置疑,伊始,人們對于科學,懷有宗教般信仰的感情,任何事物若不加以“科學性”的說明,人們就不會相信,若被判定為“非科學性”,那就等于宣判其非法,并且剝奪其存在的合理性。

    “科學”雖非由日本人創造,而是從中國文化撿漏,但他們確實撿到了寶,“科學”之于清朝,不但明珠暗投,投到考據學的深淵里去了,而且走錯了道,往“西學中源”上走了。

    以福翁之博學,他當然知道中國傳統學問里的“格物致知”,并且應該懂得明清以來的“格致之學”,他為什么不走中國老路駕輕就熟?也許他看穿了這條路——此路通往“西學中源”,“中源”一出,科學就走到了盡頭,這叫做“走科學的路,讓科學無路可走”。當然,此在清朝,“科學”被溯源至《考工記》了。

    在一本失傳的《考工記》里,科學還有路可走嗎?在科學史里,“科學”失蹤,過去找不著,未來沒有了。于是,福翁告別“格致”走自己的路,走向“一科一學”。他不但分科,還為各科下定義:所謂地理學,是日本國乃至于世界萬國的風土向導;所謂物理學,是一門考察天地萬物的性質并探知其動向的學問;所謂歷史學,就像一部書,以年代記載、詳盡詮釋、索引萬國古今的情狀;所謂經濟學,與其說事關一身一家一戶,而毋寧說是總天下為一戶的生計;所謂修身學,主要強調尊重人的本性,以闡明與他人交往處世的修身之要。

    正是“一科一學”,成就了日語“科學”一詞。本來,科學就是科學的事,分科而已,無需國家主義的試金石。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自由思想者,獨立學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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