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陳/文 失業是長期困擾各國發展的主要難題之一，尤其在經濟衰退時，更會深刻影響地區經濟。一些依靠單一產業和傳統制造業的中小城市，受到的打擊更甚。一座工廠的關閉，就很可能導致一場社會災難，在很長時間里難以恢復元氣。

在《巨獸：工廠的歷史與現代世界的制造》一書中，勞動史學家約書亞·B·弗里曼（JoshuaB.Freeman）著手探索一個復雜的經濟和文化問題，即工廠如何與進步的觀念糾纏在一起，“伴隨著工業化與社會變革，巨型工廠怎樣以及為什么成為美夢與噩夢的載體？”

彼得·德魯克在《新社會》中曾感慨，失業問題在工業社會中處于十分突出的地位……真正能夠解決就業與收入保障問題的是微觀經濟主體——企業，而不是國家。他的深層意思是，要妥善應對失業問題，仍需從經濟視角入手。

這無疑是對的，但從局部看，因一場經濟危機而衰敗的城市，很難短期內恢復元氣，關閉的工廠和消失的工作崗位，也很難再現往日的輝煌。德魯克認為，長期失業的主要影響不是表現在物質上，而是表現在社會心理上：“失去了自尊，失去了主動性，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失去了理性……此時，他就像是一個沒有家園的游蕩幽靈。”

失業危機

首位參選美國總統的亞裔創業家楊安澤，在他的著作《為平凡人而戰》中描述了下一次經濟衰退來襲時的場景：成千上萬的人醒來想做他們的工作，卻被告知職場已經不再需要他們。他們任職的工廠、零售店、辦公室、百貨商場、公司、卡車站或代理商都將關閉。他們想找另一份工作，可是這次卻永遠找不到了。

楊安澤預估，2020-2030年期間，全美將有6800萬名行政人員、零售餐飲服務人員、卡車司機、工廠工人、甚至連醫師、律師、金融證券分析師等白領階級的工作都會被自動化所取代。

由于一場經濟危機導致的失業潮，發生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美國上一輪大衰退期間，共有88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其中就包括威斯康星州南部的工業城市簡斯維爾市（Janesville），這里2008至2009年有超過9000名失業者。大部分失業者的命運改變于美國金融危機期間通用汽車公司宣布的減產計劃，通用汽車關閉了北美地區數家工廠，位于簡斯維爾市的雪佛萊裝配工廠也在其中。

通用雪佛蘭汽車裝配廠曾經是這座小城的自豪和榮耀，正如約書亞·B·弗里曼所說的，這個巨型工廠是這個城市的“美夢”。鼎盛時期，裝配廠擁有約7100名工人，其他配套工廠也為當地提供了數千個工作崗位。工廠與這個當時不足10萬人的城市的每個家庭幾乎都有緊密的關系。80多年來，它以及它下游的產業鏈工廠，承載了每個家庭的夢想和希望，掌控著城市的節奏和人們的日常，并成為整座城市的象征和驕傲。

但2008年的大裁員改變了這一切。當年圣誕節前兩天，裝配廠永久關閉。緊接著，提供汽車座椅等配套產品的一系列供應商也關閉了。小城中瞬間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有人失業，超半數的家庭財務狀況惡化。到2009年下半年，簡斯維爾向地區破產法庭遞交個人破產的數量翻了一番。在《簡斯維爾公報》上，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名單越來越多，包括他們的房子。更糟糕的是，許多人陷入絕望的旋渦，自殺率也翻了一番。

因《最底層的10億人》《戰爭、槍炮與選票》《難民》等著作聞名的英國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PaulCollier）在分析全球失業潮和各國應對時，關注到了簡斯維爾的故事。他認為，如果一個產業崩潰，將對特定地區造成嚴重沖擊。當工作大量消失時，一個地方的文化凝聚力很可能會被摧毀，而文化崩潰比經濟崩潰更重要。

美國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amJuliusWilson）長期研究失業和城市貧困問題。他在《當工作消失時：城市新窮人的世界》一書中寫道，工作的消失不僅對個人、家庭和社區產生負面影響，也會惡化城市的社會生活，“社區高失業率所帶來的后果，遠比社區高貧困率帶來的后果，更具破壞性。”

一個更典型的案例是俄亥俄州的揚斯敦市。這座城市曾以鋼鐵業聞名，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揚斯敦是一個充滿活力、鼓舞人心的城市。但隨著1960年代末美國鋼鐵產業衰落，鋼鐵廠紛紛關閉，揚斯敦市在五年內失去了5萬個就業機會。美國經濟學家創造出“地區衰退”（regionaldepression）這個名詞來描述揚斯敦及周邊地區的情況。這個城市的社會管理開始變得一團糟，社會心理和文化幾近崩潰，縱火變得司空見慣，有一部分是屋主試圖詐取保險理賠。1990年代，揚斯敦的兇殺案是全美平均水平的8倍，比紐約高出6倍，比洛杉磯高出4.5倍，比芝加哥高出2倍！

楊安澤注意到了這些美國衰敗城市的故事，他認為，就業機會消失的地方，社會就崩潰。更關鍵的是，“當社區真正瓦解時，要把它重新編織在一起，變成一項艱巨、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美德、信任和凝聚力——這些幫助塑造文明的東西很難恢復”。

再就業充滿挑戰

今天，我們重讀華爾街日報前撰稿人艾米·戈德斯坦（AmyGoldstein）的著作《簡斯維爾：一個美國故事》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上一輪經濟危機雖然已經過去了15年，但全球城市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仍和15年前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人工智能正成為工人們保住工作崗位的最大威脅。

在通用汽車關閉了工廠后，簡斯維爾開始了一系列的自救計劃，再就業培訓成為其中重要的一項。但事實上，過去30年甚至40年來，通用汽車優渥的報酬，使人們產生了自滿情緒，勸說他們回到學校，耗費了很長的時間。“有些人用了數個月，另一些人用了超過一年——才接受現實，在簡斯維爾用一份工作取代另一份工作并不容易。”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經濟學教授、IMF前首席經濟學家拉古拉邁·拉詹今年在一篇主題為包容性地方主義的文章中還提及了艾米·戈德斯坦的作品，他注意到一些失業工人不知如何使用電腦的細節。他說，當經濟活動的全部基礎從社區消失時，即便是年輕人也難以提升技能，而能夠傳授技能的機構也會陷入困頓，失業只是衰退惡性循環的開始。

再就業培訓結果到底如何呢？艾米·戈德斯坦曾做過一項專門的調查，結果令人震驚：在簡斯維爾及附近地區，重返校園的失業工人，并沒有更容易找到工作，至少在工作機會稀缺的這一時期如此。

保羅·科利爾在《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他表揚《簡斯維爾：一個美國故事》一書是一個不多見的案例研究，他同樣認為，再就業培訓沒有起到作用，參加該計劃的失業者找到工作的可能性甚至低于不參加者，即使找到了工作，收入也低于沒有接受再培訓的人。

這項計劃為何一敗涂地？保羅·科利爾認為是因為忽視了三個關鍵因素，而且這種忽視可以直接追溯到學校教育：一是失業者從來沒有學到過最基本的現代學習技能。在他們受雇于工廠的漫長時期里，這種忽視一直在持續。那家企業（指通用汽車簡斯維爾工廠）從來不用擔心因裁員而被收取懲罰性費用，所以沒有動力讓工人掌握更廣泛的技能；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忽視，是再培訓并沒有與任何旨在吸引新產業入駐該城的針對性刺激措施相配套；三是集群效應引發了惡性循環，工廠的關閉導致當地其他企業也相應萎縮，所以接受再培訓后的勞動者，可選的就業機會很少。“簡斯維爾的經歷表明，沒有這種高規格的配套措施，再培訓就是一個提供虛假希望的陷阱。”保羅·科利爾說，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即使失業工人曾受到更好的教育，提前掌握了更廣泛的基礎技能，政府也大力推動當地形成一個替代性的產業集群，他們也會猶豫要不要花費自己的儲蓄來接受再培訓。

在這一點上，揚斯敦市也有過類似的經歷。為應對失業危機，政府曾提出一項貸款計劃，使一些失業鋼鐵工人可以到揚斯敦州立大學上課，接受再培訓。然而效果并不明顯，甚至是徒勞。數據顯示，到1983年，該市工廠一直處于關閉狀態，而當地失業率飆升至跟1929年經濟大蕭條時期的24.9%差不多的水平。

走向多元化

簡斯維爾是一個艱難的復興樣本，充滿各種挑戰。艾米·戈德斯坦（AmyGoldstein）的著作寫作時間截止于2016年，這一年，唐納德·特朗普(DonaldTrump）贏得大選，成為第45任美國總統。在大選中，簡斯維爾的失業工人把選票投給了他。經濟雖然有所恢復，很多失業者也找到了工作，但總體看，他們都不能回到以前的生活水平。

當然，這個城市在經濟重振上的努力并非一無進展。近年來，高失業率已經得到控制，在擺脫單一的汽車制造業、實現經濟多元化上，簡斯維爾市試圖取得突破，以增強地區經濟的韌性。

在危機發生后的10多年的經濟拯救中，簡斯維爾在發展金屬加工等制造業的同時，還吸引了醫療保健、分銷中心和食品加工等產業投資，得益于該地區多年積累下的供應鏈優勢，新產業給當地人帶來了一些信心。

2022年年底，德國GEA公司位于美國威斯康星州Janesville的新工廠開工建造，工廠將專注于分離機、閥門和泵的生產，預計2023年底完工。同時，GEA還將和黑鷹技術學院合作，制定一項教育和培訓計劃，以滿足當前和未來的勞動力需求。

地區經濟多元化的意義，是簡斯維爾人在失業潮爆發后才意識到的。在自我救助計劃中，其中一項計劃就是擺脫“簡斯維爾的汽車制造商身份”。這一計劃試圖實現說服當地公司留下及擴張業務、吸引新公司、向小型企業和創業公司提供特殊協助、籌備土地以供商業使用、打造企業主愿意聘用員工的商業環境等愿景。

對城市依托于巨型單一雇主的擔憂，一直都存在。

早在1970年代，一個叫蒂姆·卡倫的人就向簡斯維爾市提出過忠告，他后來成為民主黨參議員，并擔任過威斯康星州多數黨領袖。1962年，蒂姆·卡倫高中畢業時，通用汽車正在招聘員工子女，因此他利用夏天在生產線打工的報酬，支付了大學學費。和城里大部分人不同，蒂姆·卡倫一直擔心工廠未來的命運。1971年在市議會供職期間，他曾組建了一個咨詢委員會，調查城市該如何確保經濟發展前景。委員會曾公布一份建議，核心是建議產業多樣化。道理雖然簡單，但當時正值通用汽車的鼎盛時期，沒人認真對待這份提議。

汽車產業依賴癥所帶來的惡果，另外一個更典型的案例是底特律，美國三大汽車巨頭的大本營。長期的單一產業依賴，讓這個繁榮的“汽車之城”、“美國生活方式的發祥地”最終變成一個“廢城”、“失業之都”和“犯罪之都”。普利策獎得主查理·勒達夫（CharlieLeDuff）在《底特律：一座美國城市的衰落》一書中有過精彩的講述。

美國的另外一座城市匹茲堡，在應對單一產業衰落而造成的城市衰敗方面，要比底特律表現得好很多。匹茲堡的產業也曾過度集中在煤炭和鋼鐵領域，這里曾經是卡內基鋼鐵帝國的大本營。1979年到1986年的經濟危機，給匹茲堡帶來了災難性打擊，匹茲堡從美國的鋼鐵制造業中心墜落為美國“銹帶”上的典型城市，經濟凋敝，社會問題突出。

隨后的城市復興計劃，意識到了高度依賴某個單一產業的危險，為了地區可持續發展，務必實現產業的多樣化。一份地區經濟發展報告，進一步描述了匹茲堡多元經濟的四大愿景：一是生機勃勃的中小型服務業；二是科技研發和信息化；三是規模適中、高效率的技術領先制造業；四是高質量的生活。

在經歷多年努力后，匹茲堡實現了產業多元化轉型，重工業在經濟結構的占比已經很小，取而代之的是生物技術、計算機、機器人等新興產業，成為“美國最有希望的后工業化實驗”。

今天，產業結構單一所帶來的脆弱性，仍在全球普遍存在，有許多地區尤其是中小城市，靠一個產業興起，然后又隨著產業遷移或者工廠倒閉而衰落的現象比比皆是，而深深的路徑依賴只有在遭受外部的巨大沖擊時才能引起反思。對于全球任何一個患上單一產業依賴綜合癥的城市來說，這份幾十年前的報告，仍頗具價值和警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