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勇/文

受3年疫情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今年3月以來，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已不斷顯現。政府相繼出臺各種政策，經濟在緩慢恢復中。我們看到，由于出口在不斷收窄，一些民營企業開工不足，但中國經濟的韌性仍在。

此前很多專業人士都預測，疫情管控放開后，國內將會出現新一輪的報復性消費。但已過去的2023年上半年，報復性消費沒有出現，很多市場、領域、行業、產業仍在恢復中?，F在看來，需要給中國經濟以足夠的時間。

這里我說消費市場不旺，不是那種各地的夜市市場，而是整個消費市場，有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疫情后不但沒有迎來報復性消費，反而迎來了報復性存款。黃金市場價格在不斷上漲，“中國大媽”始終是黃金市場的主力，其本質就是要保值。

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我國居民存款增加了9.9萬億元，把錢存入銀行仍是大家的首要選擇。有個現象沒有引起專家們的足夠重視，那就是經過3年疫情后，大家越發感到存錢的重要性，只有把足夠的資金放在名下，才能應付工作和工資的變化，才能應付企業突然的“爆雷”和關門，才能應付疾病等突發的各種生活“麻煩”，即使沒有這些，人們開始更加注重個人財產的保值，如何“止損”“減損”，成為人們捂住手頭積攢下來財富的重要選項。

我們看到，在以往四十多年時間里，有多少先富階層實現了個人財富積累。在貨幣寬松的時候，有多少人渴望的不僅僅是財富的保值增值，而是實現個人財產性收入的增加。即使中國股市很亂，但依然有人不斷投入其中，人們對擁有個人財富太渴望了。炒股、炒煤，炒房，炒黃金等，有多少人活躍在資本市場，很多過去人們想都沒敢想過的事情，在不斷上演。

歷史常常就定格在那一刻。留心中國資本市場的人，眼前可能還浮現著一張經典照片的畫面，那個由120萬股民上演的瘋狂一幕，那個令多少人終生難忘的長長隊列以及此后的“深圳8·10”事件。由此人們對實現個人財富的幻想全部被激活，包括上海“楊百萬”，長春“瘋狂的君子蘭”以及史玉柱、牟其中等那個時代的創富“神話”。

如今，一方面是居民日漸升級的存款熱情，另一方面是居民不斷下降的消費欲望。如何促消費，如何讓資本市場活躍起來，如何止住可能出現的房地產市場下行是關鍵問題。中國政府自今年6月以來，在密集出臺相應政策?？梢哉f，這些政策一方面是確保經濟的健康穩定，另一方面其實也是滿足居民對手中財富保值增值的愿望。

人們還發現即使有諸多利好的政策，但人們的消費行為卻越來越趨于理性，尤其是股市、樓市、公募基金和銀行理財產品等傳統投資品種虧損增加，創業也變得更加困難，民間投資不旺，很多傳統的投資項目已沒有什么吸引力了，由此投資選擇減少，民營企業更加謹慎，規避風險成為重要選項。

個人財產是否會出現新的分化，或已處于十字路口，難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在此時，粗略回顧45年來中國個人在追求財富過程中所走過的路，可能會更有利于我們來重新認識財富，以更大的視野去創造財富。

在此之前，有必要明確一個基本概念：個人財產和私有財產。其實私有財產就是指屬于個人的財產，要說區別，私有財產是和公有財產相對而言的，而個人財產是和集體、共有的財產相對而言的。還有種說法，個人財產是為使用而產生的，私有財產是以交換為目的產生的。

歷史的刻度

歷史是有刻度的，在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上，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就是重要的歷史刻度。

1978年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進行了“撥亂反正”，由此開啟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1978年，我認識的錢，只有人民幣，有一分的、二分的、五分的、一角的、貳角的、五角的、一元的、貳元的、五元的和拾元的，我見到最大的面值鈔票是拾元錢。能讓我滿足的就是花1角8分錢買一塊稻香村的五仁月餅。

1979年我已上高中，高中和大學的課程中，我接觸了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讓我知道了什么呢？概括起來是四句話：第一，價值是勞動創造的；第二，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創造的；第三，企業利潤和資本都是工人的剩余價值轉化的；第四，無產者聯合起來，把資本家打倒。而無產者的定義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占有生產資料、靠出賣勞動為生的雇傭工人?！豆伯a黨宣言》中有句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大學畢業后，我始終在想一個問題，全世界無產者要聯合起來做什么？顯然是要成為“有產者”，要擺脫貧困，過好日子，要有屬于自己的財富和財產。當然在20世紀80年代，在我頭腦里既沒有“有產者”的概念，其實也沒有多少個人財富和私有財產的概念，更沒有資本的概念，只知道渴望和羨慕“萬元戶”，“萬元戶”讓我知道積累這樣規模的個人財富對于我來說是多么地遙不可及。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平均收入僅有74.67元人民幣，其中2億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人民幣。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1角1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1角3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到1角4分錢。另有一些農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還有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1978年，有三分之二的農民生活水平不如20世紀50年代，有三分之一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如20世紀30年代。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重要的分水嶺，是中國共產黨人勇于面對現實，放棄過去對發展社會主義的偏見認識，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選擇，并顯示了共產黨人的巨大政治誠意，從而迎來了新的發展。如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的話，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就是一條發展路徑的選擇，這個路徑就是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

從我自己長達三十多年對中國個體私營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的觀察和研究來看，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分界點”，之后的四十多年，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斷重新認識“私”、承認“私”、鼓勵“私”、確立“私”、發展“私”、壯大“私”的經濟發展史，是充分尊重人們對財富的追求，是對每一個個體的人的“解放”。經過45年來的改革開放，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從最初的“放兩年再看”，到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到“兩個毫不動搖”，對民營經濟認識的推進，也是共產黨人充分尊重人們的改革實踐，不斷地把各地的實踐上升到國家政策層面，然后形成法律加以確立和明確的結果。中國經濟向上的斜線非常明確清晰，緊隨相伴的就是中國民營經濟的形成和不斷發展、壯大，所有的個人財富和私有財產都在這一向上的斜線上產生的。

如果把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分為上下兩場的話，前20年，即1979年到2000年，是全面實現對人的解放，實現個人對財產開始不斷追求的過程；后20年，即2000年至今，是實現對資本的解放，是私人財產不斷巨變增長的過程。

因為個人財富的積累，中國人開始走出國門“買買買”；民間投資噴涌，民間資本格外活躍，由此帶來中國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實現今天“56789”的巨大貢獻。

應該說，其中這既有人民的創造性，也有政治家的膽識，更有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精神。

有誰還會記得，在1978年中國還沒有一家私營企業，甚至連民營企業的概念都沒有，全中國所謂14萬人（戶）個體經濟，也就是修自行車的，修鞋補鞋的。10年后，才真正有了個體私人企業發展的數據。

留給歷史的幾個重要概念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共產黨人清楚地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明確了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是45年來，共產黨人始終不變的方向。

至今人們還對1979年1月的那場“五老”火鍋宴津津樂道（注：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宴請了五位老工商業巨子：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與“五老”會面時，鄧小平提出了“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的著名論斷。鄧小平在與五老談話中說：“要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有真才實學的人應該用起來，能干的人就當干部。”鄧小平對搞經濟建設求賢若渴，他深知，原工商業者手中有錢，有在資本主義國家生活多年的親屬和朋友。錢要用起來，用誰的錢，顯然要用“資本家”的錢，這在當時是非同小可和不可想象的，要讓戴著“資本家”帽子的人去當經理、當顧問，要用有管理經驗的人，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這些話是對五位“老資本家”來談的，是對長期受打擊、受排斥、受批判、受管制的原工商業者來談的，顯然非同尋常。

“五老”在與鄧小平交談時，還不約而同地表達了一個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要把戴了多少年的“資本家”的帽子摘掉。鄧小平耐心聽取了“五老”的建議，并代表黨中央明確地表態：“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這也包括他們的子孫后輩。他們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沒有繼續剝削，資本家的帽子為什么不摘掉？”

為了在更大的范圍內回應“五老”的建議，幾個月后，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更加明確指出：“我國的資本家階級原來占有的生產資料早已轉到國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13年之久。他們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勞動者”這一概念的明確，對原工商業者來說，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提法問題，是公開為資本家“摘帽”，同時也是給他們的“政治禮遇”。

人們至今都記得小崗村那“豁出去”的契約，一張紙條，十七個指印，三方圖章，一片血紅。這份小崗村生產隊二十名農民代表簽訂的契約，至今還陳列在中國革命博物館里。正是小崗村的驚天之舉，打開包產到戶的禁區。

到1982年年底，全國大體上已有80%的農民實行了包產到戶，糧食豐收，產量增長。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基本瓦解。1984年人民公社宣布解體，至此，人民公社及其下屬生產隊基本退出歷史潮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人民公社體制，標志著突破單一公有制的探索取得一次重大的勝利，而包產到戶，其實就是對“私”最大的承認。

包產到戶正式昭示了由此而產生的個體私營經濟，尤其是自有資本和自主經營權的“自我支配”。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隨之出現兩個意想不到的情況，一個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即原來的社隊企業逐步發展為鄉鎮企業；另一個是在農村出現了專業戶及其協作聯合體，流通領域出現了長途販運。私營服務業和個體工商戶已出現，有多少能人開始單干，自己做買賣，自己開工廠，個人財富由此開始增長。

包產到戶，可以說為中國私營經濟的復蘇和發展提供了土壤和發展空間，實際是新時期中國個體經濟的“序曲”。此后，中國市場中產生的一大批民營企業，很多都是來自農村，從農村走向城市，如劉永好三兄弟，魯冠球，張宏偉等。

個體經濟出現后，由承包魚塘引發了剝削的爭論，當時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搬出《資本論》認為雇工8個人以上，就產生了剩余價值，就算剝削，就是資本家。其實，馬克思在書中只不過是舉個例子而已，但人們非要作為“金科玉律”。

在雇傭上首當其沖遇到問題的就是“傻子瓜子”年廣久。1981年，年廣久開始雇工炒瓜子，最初雇了4個幫手，發展到1984年，年廣久雇傭的工人已經達到103人，加上他兒子開的分店雇工達140多人，年廣久早已成為名揚在外的百萬富翁。這在當時引起了震動，針對各方的擔心，鄧小平在1984年的中顧委會上明確地說：“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你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

當時政府采取的也是“看一看再說”的辦法。正是“放兩年再看”和“看一看再說”，今天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的個體經濟和私營企業就是這樣被“看”出來，個人財富和私有財產的積累，正是這樣打破過去的限制而實現的。7個人還是8個人的爭論是到了1987年中央“五號文件”的發布（注：《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才得以休止，文件明確：允許存在。中國共產黨對雇工問題的鮮明態度，使得人們更加放心大膽地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并很快呈現出城鄉個體經濟遍地開花、迅速發展的新局面。

1983年，在全國發展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安置城鎮青年就業先進代表座談會上，胡耀邦發表《怎樣劃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著名講話，他鼓勵個體勞動者說：“一切有益于國家和人民的勞動都是光榮豪邁的事業”。講話中鮮明表示，黨和政府鼓勵個體、私營老板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對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廣大勞動者不向國家伸手，為國家的富強，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的貢獻，黨中央對他們表示敬意、表示慰問。耀邦的講話就如一團火，“燒”得城市里很多能人都坐立不安。

第二天，國內很多媒體都刊發了胡耀邦這一熱情洋溢的講話，在大連老虎灘公園照相的個體戶姜維后來回憶說：很多個體工商戶是一邊看報紙一邊不停地哭，說：“總書記說我們是光彩的。”

“光彩”由此成為那個時代特有的一個“概念”。由此幾百萬人，幾千萬人，幾億人，開始了自己的“光彩事業”，大膽地去實現對個人財富的追求。

理直氣壯地爭做有產者

在45年的改革開放發展過程中，中國人在追求個人財富的道路上，也有過“在低潮中徘徊”，反對意見一時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旗號提出，是要推行資本主義的改革，還是推行社會主義改革？關于姓“社”姓“資”的爭論，一時席卷各地。在當時困擾了全國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有很多人即使是小買賣也不做了，開工廠的想著怎么關門，要不怎樣轉到別人手里，有的帶著錢跑到國外先躲躲看看，把企業就留給看家的孩子，還有很多企業想著各種辦法去戴“紅帽子”，以免受到沖擊，這樣能貼上“公”，就可以不姓“私”了，這就安全了。

更有甚者，直接把自己的企業就全部捐給政府，如江蘇的蔣錫培就把企業捐給了集體，由此使得自己的企業有了“集體所有制”的名分，由此戴上了“紅帽子”。戴著“紅帽子”的蔣錫培，到了1992年小平南方視察談話之后，才放心大膽地干。之后，經過4次的經營體制改革，在2002年，他通過回購股權辦法，才又成為企業的資產擁有者。

有資料顯示，1994年中國私營企業最保守的數字是100萬—150萬戶，但在工商局登記的只有43.2萬戶，那其余的100多戶，都“藏”了起來，都躲到鄉鎮企業集體企業去了，戴著“紅帽子”，也能享受到比私營企業更多的待遇和優惠，“不露富，把肉埋在飯碗底下，這樣吃著安全”。但也有很多戴“紅帽子”企業的老板，吃了“紅帽子”苦頭和麻煩。

關于“紅帽子”企業的很多問題，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之后得到了相應的解決。十五大報告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無疑使私營經濟地位比過去“補充”的角色，有了更大的提高。十五大還指出要健全財產法律制度，依法保護各類企業的合法權益和平等競爭，這使得民營企業主在企業發展中增強了信心，很多紅帽子企業紛紛“摘帽”。1999年修憲，把十五大的精神，通過法律進一步明確，這是所有制平等的又一次進步。

這之后，關于私營企業主可以入黨問題的解決，新的社會階層以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身份的明確，都極大地鼓舞和激勵了民營企業創造財富的勇氣。從1992年小平南方談話到2000年個體私營經濟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形成“噴涌”之勢。

很多學者普遍認為，以2002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召開為標志，中國私營經濟發展躍入一個新階段。十六大首次提出“兩個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同時，鼓勵一切創造財富的力量，并且正面評價了“資本的力量”。十六大報告指出：“要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結合的資本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們。”這詩一般的語言，極大地鼓舞了人們創富的熱情，對“資本的活力”有了積極的認識，對“資本”不再有政治偏見。

由此人們創富的熱情被全面激活，人們對實現個人財富的積累更加心潮澎湃。有產者不僅是勞動者，同樣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個人財富快速積累的20年也由此全面一路高歌，買車、買房，個人財富前所未有的增加。2010年前后，老板買私人飛機、游艇，在國外買企業、買莊園，全球并購案不斷上演。

在中共十六大代表中，9位是民營企業家。江蘇遠東集團董事長蔣錫培就是以民營企業家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十六大。也就是在這次黨的代表大會上，面對中外記者，蔣錫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理直氣壯地說：“我們現在不怕當有產者，還要爭當有產者。”浙江飛躍集團邱繼寶作為十六大代表，面對記者的采訪時，他說，“‘兩個毫不動搖’，讓我們對私有財產更放心，讓我們民營企業的信心更加堅定。”

2003年初，一個意外的事件引發全社會對財富的質疑，那就是山西李海倉遇害事件。當時社會上對李海倉事件有著不同的聲音，由此而引發社會對財富的大討論。社會公眾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一是民營企業家的生存環境，二是財富的品質問題。對財富品質的質疑，已從李海倉事件，轉到近年來對整個民營企業家財產的質疑。人們普遍認為：這個世界的為富不仁和仇富并存，各有各的問題。先富階層已成為眾矢之的。

應該說，一個明智的社會應該為致富提供更寬松的空間，還財富以本來面目。尊重那些通過合法手段誠實致富的人，意味著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承認。本著這樣的認識，善待富人，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讓更多的人富起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正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義。

中國社會階層的變化和利益格局的調整仍然在繼續中，構建一個和諧的階層關系顯得尤其重要。如何協調從無產者到有產者這一財富和身份的變化，至今仍是中國的一個社會問題，其中的沖突仍未化解，對富人和創富階層又有一些認識問題沒有解決，由此時不時就出現各種雜音。但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富人并不是貧富差距的根源。

有關創富群體有“原罪”的爭論，這些觀點將個別企業的偷稅漏稅，個別的企業主官商勾結造成社會腐敗等等問題都推給民營企業家群體，算在私有財產的擁有者身上。尤其是近幾年來，很多人把有產者視為有問題的企業家，并形成“你是有產者就應該有問題”這樣一個可笑的邏輯。

2004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高票通過《憲法》修正案，這是我國現行憲法自1982年頒布以來的第四次修正。這次修憲的重大突破就是“私產入憲”。此前，全國工商聯曾三次提交修憲提案，從1998年開始，歷時六年，呼吁“將保護私有財產寫入憲法”，這份提案被稱為“開共和國歷史先河”。

第四次修憲明確“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一法律上的定位，標志著我國公民的私有財產權開始從一般的民事權利上升到憲法權利，受到國家大法的認可與保護。這也在基本制度層面上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進一步鋪平了道路，而個體私營企業或者說民營企業是最大的受益者。

2007年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高票通過的《物權法》，“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這部法律的通過，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完善，政治文明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也使得民企更加放心地去創造更多的財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貢獻力量。

“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

如把中國民營企業45年來所積累起來的財富做全面的觀察和研究，就不難發現從2008年到2018年，是中國民營企業財富增長最迅猛的10年，政策的紅利、經濟全球化以及數字經濟給民營企業帶來突變，現在看來，這也是個人財富快速增長的10年，時代的發展大勢和私有財產幾何式的增長完全吻合在一起，時代偏愛了中國追求財富的夢想。

事物的發展就是這樣，在高速運轉時，也掩蓋了諸多問題和矛盾。早在2008年之前，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就明確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尤其是民營企業，需要考慮如何提高國際競爭力。但2008年出現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之后的政府大規模刺激政策，一定程度上延緩了經濟轉型的壓力，讓企業忽略了轉型的必要性。

到2018年之后，民營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已全面顯現，雖然中央已明確提出高質量發展，但民企在資本的“游戲”中，已很難轉身。大量的錢在手里的，都難以實現轉型，沒有錢的，轉型更是無從談起。

而在2016年前后，實體經濟就已經面臨了很大的困難，由此，整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同時在互聯網金融監管風暴之下，民營金融資本迎來新一輪的優勝劣汰。

也是在2018年前后，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的雜音出現，比如“私營經濟離場論”，對“所有制中性”的爭議，民營資本的是與非，資本的“屬性”等等。一股暗流試圖否定和動搖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把諸多社會問題歸于市場經濟、歸于民營經濟，歸于個人財富的追求和積累。

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時專門強調：“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2023年3月6日，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別委員時，習近平再次強調黨中央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三個沒有變”，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

從中共十六大到中共二十大，始終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這就是堅定不移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決心。

中共二十大，可以說是首次提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在民營經濟發展這一問題上用“發展壯大”四個字，這是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沒有過的提法，以往都是“鼓勵、支持、引導”、“促進發展”或者“健康發展”。“壯”顯然是要高質量，“大”把規模做大，有抗風險能力。

留心的人會看到，在不久前“發展壯大”四個大字直接出現在文件的題目上，大家熱議的“民營經濟31條”全稱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

早在2004年，國務院就頒布“非公經濟36條”，2010年出臺“民間投資36條”,2019年“關于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28條”，加上最新的“民營經濟31條”，四份文件共計131條。有新的提法，有強調，但四份文件中都能找到保護私有財產、支持民間投資、保護個人財產和產權的表述和含義。很顯然黨和政府深知，要增強民營經濟的發展信心，就是要讓大家對私有財產放心，有安全感，有法律的保護。

“發展壯大”，其實就是鼓勵民營企業家，發揚企業家精神，勇于創造更多財富。這些財富不僅屬于個人，按照資本社會化理念，這些財富的積累也有益于全社會。這些理論上的問題，多年前就已爭論清楚，但近年來，一有“風吹草動”，一些人就再次翻騰出來，使得很多對此前經歷不清楚的人不知所措。

在我看來，不應只看財富的所有制，也要看到財富的用途。整個社會的財產不應只分為公有和私有兩大塊，而應分為公有公用、公有私用、私有私用、私有公用四大塊。私有公用財產名義歸所有者所有，實為社會公用，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資本社會化，包括為社會提供就業崗位，為社會創造產品，為國家創造稅收。所有者并沒有消費這些財富，這些財富對所有者來說，不是提供享受，而是增加責任。

我個人始終認為，這些早已被歷史和實踐證明的東西，就無須再去證明，對待這些問題，必須要旗幟鮮明，不能模棱兩可。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不爭論”“不折騰”，同樣符合社會大眾樸素的政治感情，大家知道，爭論不起，折騰不起，無休止地爭論下去、折騰下去，我們不僅錯失發展機會，同樣會讓已擁有的財富消失殆盡。

經過45年的發展歷程，民營經濟在致富創富這條道路上需要形成理論總結，從而指導實踐。

我們還應該清楚地看到，當下，私有財產也并非只有私營企業所有，中共十六大報告、十七大報告，談到“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問題，簡言之，普通人財產性收入也是私有財產其中一個重要部分。

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疫情期間，政策層明確向全世界說出“中國有6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的“實情”，最近北京一研究機構發布數據，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有9.64億人。

這些數據都在提示我們，我們要實現財富夢想，實現共同富裕，還需要不斷地努力和奮斗，不斷地擴大、增加個人財產性的收入。而民營企業不斷發展是整個社會財富增加的重要源泉，因此“發展壯大”民營經濟，正是“有的放矢”。

如何增強民營企業的信心？法治是關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的經濟，個人財富需要法律的保護。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民營經濟發展信心需要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斷推進，正如民間所說的：糾正一起錯案，勝過制定一沓文件。

創造財富，讓更多人成為有產者，是實現共同富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路徑。要實現財富的增長需要靠自己雙手的創造，也需要堅定地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條發展道路上，不斷奮發有為。

除此別無他途。

（作者系中國民營經濟50人談成員，資深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