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文

與東京電力公司的昏庸官僚和日本政府的猶豫遲鈍形成鮮明反差，災難中的普通日本民眾以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言行舉止贏得了整個世界的尊敬，也更加反襯出日本政府的表現是多么配不上民眾對它的信任

距日本規?？涨暗拇鬄碾y發生已有一月，日本社會仍在地震、海嘯和核泄露的三重危機之下步履蹣跚。而且，從福島第一核電站傳來的消息似乎一天比一天更令人不安，首相菅直人已數次指出，這是“二戰以來日本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危機”、“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國難”。

這段時間，越來越多的觀察、分析和評論逐漸從災害發生第一時間里幾乎對日本一邊倒的溢美情緒中冷卻下來，開始理性反思日本政府和大公司在這次災難及救災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種種不足。有人亦用我們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人禍”之類字眼來形容福島的核泄露事故……

但不管怎樣，與東京電力公司的昏庸官僚和日本政府的猶豫遲鈍形成鮮明反差，災難中的普通日本民眾以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言行舉止贏得了整個世界的尊敬，也更加反襯出日本政府的表現是多么配不上民眾對它的信任！

災難發生時，許多企業和社會組織臨危不亂，從關閉受災廠區、組織員工（居民）撤離、發布受災信息，到評估災害損失……各個環節有條不紊。全國所有電視臺停止正常節目，統一進行地震滾動報道，不但發布最新信息，也穿插介紹防災知識，以透明和有效的信息減少了許多徒勞的反應和不必要的混亂。公共電視臺NHK更是輪流不間斷地用日、英、漢、韓等五個語種發布震情……被日本人視作最可靠的“逃難”指南，更被媒體評價為“在國家重大危機時刻維系了國民的精神和秩序?！?

災難過后，無論在災區的收容所還是在東京等大城市，在地鐵車廂還是在商店里，人們依然秩序井然、彬彬有禮。無需任何政府部門或機構來組織，東京CBD地區的商務樓自動輪流停電以緩解電力供應不足。海外媒體曾報道說，恐慌情緒日益籠罩，市民紛紛搶購食品、飲用水和其他應急物資。然而我們在電視鏡頭里看到的，卻并不是中國人習慣的那種“搶購”場景，而是超市和加油站自發安排臨時 “配給供應”，無人喧嘩吵鬧。尤其觸動我的一段小插曲是：一家超市的店員為了舒緩排隊顧客的焦慮情緒，笑吟吟地上前給排隊人群分發巧克力，讓他們打發時間。接下來，自然是一連串標簽性的日式鞠躬致謝……

日本民間組織在這次史無前例的大災難面前也展現出了良好的素養。在政府的調配和統籌下，各地近3萬個民間NGO幾乎在第一時間就進入了廣泛號召募捐、分配捐助物資和調動志愿者的“戰時狀態”。而且，不同的NGO間還能做到互通有無，實現信息共享。

其他地方常見的那種災后社會秩序混亂、一些人趁火打劫、街頭騷亂此起彼伏的景象，在日本更是絕無僅有。以至于那些見多識廣而又惟恐天下不亂的西方記者也不禁感慨：“咦，日本的災后打劫者呢？”恰恰相反，就連日本的黑幫也在天災面前露出了他們的另外一面。據路透社報道，在地震過后的兩周內，日本的黑幫團伙已經迅速而又悄無聲息地從東京和神戶地區向災區派遣了至少70輛卡車。災民拿到的食品、水、毯子等救援物資中，有一大批正是來自這些平日里打家劫舍或經營色情賭博場所的社會陰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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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鏡頭和故事當然遠不止這些，所以有人說，抗震救災成了日本最好的國家形象宣傳片；而青年哲學家兼作家東浩紀則在美國 《國際先驅論壇報》上撰文，充滿自豪感地說：現在，日本人終于能夠以身為日本人為榮了！如同一個企業或一個國家的資金資本殷實有助于這個企業和國家更好地應對商業環境的變化及風險一樣，一個社會的 “社會資本”充裕，就能夠使這個社會具備更強的應對各種不測風險的能力

一些分析人士將日本人民在這次史無前例的災難面前表現出來的鎮靜、淡定和秩序歸功于自然災害頻發的日本多年來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機應對機制。這其中包括大到法律政策，小到建筑設施，還有常態化的賑災基金及組織體系。旅居中國的日本專欄作者加藤嘉一就在文章中寫道，“我們從小學直到高中，每個學期都要參加各所學校和地區舉辦的防災訓練，經歷了12年。假設地震發生，我們該怎么辦，第一做什么，第二看哪里，第三怎么辦。至少訓練過30多次，不經思考也明白該怎么應付……”

更多的評論者則從所謂“國民性”中尋找理據。他們不無見地地指出，日本文化中的集體榮譽感、對社會的責任倫理、堅韌的武士道精神、克制的禮儀文化以及不懼死亡的宿命論思想……都支撐著他們能夠比常人更加“善處逆境”。的確，孤身留守嚴重核泄露陰影之下的福島第一核電站內進行搶修的“50死士”，得到了舉世景仰，但他們中有人接受海外媒體采訪時卻淡然坦言，自己算不上什么英雄，因為這只不過是根據法律和公司制度的規定在輪流作業而已。

上述這些分析和評論顯然都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要指出的是，災害應對機制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簡單，似乎只要由政府牽頭組織，有制度、資金和設施保障，一旦災害真的降臨時就一定能應對自如。我們中國也有一整套看起來相當完備的救災機制和體系，中國各級政府內的地震、水文氣象、食品衛生、疾病防控等專門負責防災減災的職能部門不可謂不周全，我們甚至還有專門的民防部門，可為什么連一個小小的三聚氰胺和瘦肉精都會泛濫成如此大范圍的安全危害呢？

在市場經濟和開放社會的外部條件下，缺乏民間社會有效的配合聯動，再強大的政府也是難以管控和應對這樣的危機的。至于所謂的“國民性”的問題，則更是一種含混不清的陳述。不同的民族、國家或許確實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及精神氣質，這與這些民族走過的不同歷史有關，尤其與他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密切相關。然而，到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有識之士都應該承認，無論是作為單體的個人還是集體的民族，究其本性而言，最多只有此處長一點彼處短一點的差異，并不存在什么整體上的優劣高低。如果連這一點都不能肯定的話，那我們將不可避免地陷入種族主義的陷阱。

因此，即便日本在應對相同危機時表現得比中國要好，也不能證明日本民族比中華民族更加優秀。但假如這種差距確實顯著存在，原因究竟又在哪里呢？把它解釋為日本政府比中國政府更有能力，恐怕也是說不通的。事實上，如我在前文中已經指出的，日本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三周來在災難面前的拙劣表現，不僅遭到了越來越多的外部批評，也正在本國公眾中面臨一場日益加劇的信任危機，就算憑借此次危機博得了不少同情和好感的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也不能挽回民眾對政府與日俱增的不滿。

我認為，西方學者以前提出的“社會資本”的概念，最適合解釋危局中的日本民眾當下的表現。如果不追求學術層面的精準和細致，所謂 “社會資本”，按照我的理解，其實就是一個社會中分散的人們在沒有政府指令的情況下自發進行協同合作的能力。它包括文化和器物兩個不同層面的內容。

所謂文化層面，其核心是一整套社會廣泛接受和深信不疑的價值體系，其實也是一個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石；而所謂器物層面，即在這一價值體系之下追求并維系著各種不同社會利益的組織，如企業、協會、家庭、慈善機構及其他社會團體。價值體系和社會組織分別通過精神信仰的力量和制度化的程序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維系人們的交往，使社會得以正常運轉并延續。

如同一個企業或一個國家的資金資本殷實有助于這個企業和國家更好地應對商業環境的變化及風險一樣，一個社會的“社會資本”充裕，就能夠使這個社會具備更強的應對各種不測風險的能力。很明顯，在這次“3·11”大地震面前，日本社會向外界清晰地展示了它內部所蘊涵的深厚的“社會資本”。